还有报道说，合肥市某“中学老师自曝暑期补课薪水”，一个暑假下来，教师给人补课少的赚五六千元，多 的三四万元都没有什么稀奇的。（8月18日《安徽市场报》）这从侧面反映了假期补课的“市场需求”有多旺盛。

    从2000年初起，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严禁利用假期补课的“禁补令”，近年来每年暑假之前，各地教育部门都会重申“禁补令”，但事实上，记者调查发现，假期补课一直没有真正杜绝，“禁补令”在一些地方等于一纸空文。即使某些地方没有中小学组织的集体补课，但家长与老师之间你情我愿、形式各异的补课行动，遍地皆是，谁不心知肚明呢？

    这一景象的吊诡之处是，教育管理部门禁声不断，甚至有的老师虽然挣了那么多钱，也觉得“内心矛盾”，而许多家长好像拼命地想把钱和孩子交给补习班老师，甚至有一些学生自己对记者说，与其一个人待在家里无聊，还不如来补课。

    这样看来，甚至在我们的中小学设立暑假的必要性和意义，都将成为一个疑问。今年初，不是有26名沈阳市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议案，希望对中小学假期补课解禁吗？据称，此议案是调查走访了大量老师、学生、家长后提出的。

    可以想像，如果“禁补令”开禁，中小学可以堂而皇之补课，在当前应试教育的竞争和评价体制的压迫、推动之下，完全取消暑假，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这套体制和体系，把无数四五岁到十七八岁的中国少年儿童变成教室中一架架学习做题的机器，对这种景象我们还会感到奇怪吗？

    似乎地球人都知道，把活蹦乱跳的青少年变成学习机器的元凶是谁，真正让学生过上暑假的关键是什么。有教育专家说，将假期补习当作学生负担重的元凶加以消灭，是舍本逐末、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学生负担重源于现行的考试制度，暑期补课不过是应试教育的衍生产品，应试教育不改变，“禁补令”就不可能起作用。

    此话当然有理。教育制度的制定者该做的，绝不仅仅是年年发“禁补令”。年年禁而不止，不成了表面文章吗？在改革教育和考试制度方面，有很多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有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教育部门难道对教育种种怪现状只能束手无策、自欺欺人？

    从报道和我们身边的现实中，我们还发现，假期的一些家长和学生，竟然不知道除了补课之外还能干什么，这真是一种悲哀。

    一方面，这种状况反映了现在一些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缺陷，这些城市中青少年能去的场所实在太少了。为数不多的青少年馆、儿童活动中心也变成了收费培训班的课堂，跑步得沿着马路边，打篮球篮框得用电线杆。为了让学生过好暑假，缓解青少年活动场所的不足，我们建议，中小学的文体活动设施场所应该在假期继续开放。

    另外，即使缺乏青少年活动场所，世界如此丰富，你可以读课外书，可以做义工，从事社会实践，出门远行，到山野中，等等。一个人如果除了补课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也可见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中生存和适应的这个人，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异化和退化。这种适应性异化，是许多教育怪现状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不也是教育怪现状的原因之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