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农大的“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早于教育部的计划先行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实践过程中，除了上面那篇文章以外，就没有再激起过什么舆论的涟漪。而教育部今年2月20日上午召开的国家“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正式启动的新闻发布会之后，无数争议才大量涌出。也许因为河北农大“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被公众视为局部现象，或只是高校的一次别出心裁的教学实验而已，并不能代表全国。无论如何，教育部这一计划实际上早有河北农大的同名工程作为开路先锋，但许多议论却并未针对已经实验一年多的事实，而是较多从理论以及全国范围的操作上进行分析。


　　争议焦点

　　推出这一计划的本意，是要开始一件利国利民的创举。长期以来农村绝大多数优秀青年人才通过求学、参军、招工等途径，离开了农村，致使农村整体经济文化水平较低。这一计划意在通过一种新的方式为农村培养一批扎根农村、献身农业的高素质人才，大多数媒体对此计划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但仍然出现了很多争议。一位叫“联响”的作者在《华东新闻》上刊文表示奇怪:这项旨在推动农村进步、也许该是人人叫好的实施方案，居然也有不同声音。

　　大凡新的律法、政策、计划，呱呱坠地在公众面前时，总要先听到嬉笑怒骂诸般不同的声音，然后才能健康成长。这是常理。能够从公众那里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不论这些声音是不是成熟合理，应当说都是这个新生子的幸运，因为它在前行路上有了可以参照方向与定位的坐标。对于“一村一个大学生计划”，这些争议的存在，同样应当被视为一种幸运而不是波折。

　　我们目前所能听到的争论焦点大致有四:其一，更多农村，尤其经济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就跳跃到高等教育，是不是有点拔苗助长的味道？其二，农村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最需要的是在农村中有用武之地的中等职业教育，而不是搞学历攀比的高等教育；其三，这个计划需要投入的钱打哪儿来？其四，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会不会变味？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真能起到农村带头人的作用吗？

　　不成问题的问题

　　其实上述疑问大多数很容易解答:

　　1，“一村一名大学生”固然令人欣喜，但对更多的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就跳跃到高等教育，是不是想“一锹挖个井”呢？

　　——这是所有异议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大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意味。实际上，这只是个逻辑问题:普及义务教育与发展其他种类教育之间，并非资源争夺的竞争关系，而是并行关系，互不干扰。义务教育自去普及，高等教育也自去发展；义务教育不花高等教育的钱，高等教育也并不挪用“普九”的资源，两者的对象与所处空间殊异，并不存在干扰或冲突。更何况“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意在于培养农村中的实干家、致富带头人乃至基层管理者，于培养农村经济发展原动力有益，于普及义务教育非但无妨反而有加速的作用。此疑问其实并不成为一个命题。

　　2，农村最需要的是中等职业教育，而不是搞学历攀比的高等教育，“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没抓住关键。

　　——从这一疑问中可以看出，很多人对“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含义并不了解，或者说并没有认真去了解过，还处于望文生义的状态。


　　根据教育部官员在2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解释，至少可以弄清楚两点。一，这一计划的定位是培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层次农村实用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课程设置主要是在信息技术运用、信息管理、种植技术、养殖技术等实用技术上，并非人们印象中普通在校大学生所接受的“学术研究型”教育；二，其中学历因素的意思是:“如果这些学生学了很多实用课程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累积到可以取得相应学历的水平时，你不给他也是不合理的”（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葛道凯语）。计划的“灵与肉”都是建立在传授、训练实用技术的层面上，这中间的学历因素实际只是一个附加因素，并无攀比之意。


　　在职业教育之外，“计划”还另有一层含义。吴启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高职教育也不仅仅是学技术……我们希望这个人成为农村最基层的干部，还有这个意义。不光是仅仅掌握农村技术这一点，还要从农村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看。不仅仅解决致富的问题，还包括了这个村庄整体的发展。”可以看出，“计划”的本意，与单纯的职业教育或学历教育都有明显不同，它要抓的是更深层次的“关键”。

　　3，计划实施需要投入大笔资金，学生上学也需要钱，这些钱从哪儿来？ 　　——根据计划，中央电大将作为主要实施单位，2004年先期在全国选择百县开展试点，并与地方电大共同向西部100个县投资2000万元。其中中央电大投1200万: 1000万投在西部，200万在其它省区。关于学生学费，高教司司长张尧学表示，“想通过一种学校不赚钱，但学生自己要付一点钱，最后社会和政府都补助一点钱，这样大家承担的一种机制，真正为农村培养出实用的人才来。”据中央电大相关人士透露，学生入学将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计划中将提供普通在校全日制和电大远程教育两种方式以供选择，总体花费将大大低于全部采用传统校园教育的方式。


　　中央电大校长助理张少刚教授同时还提出学费问题的另一种解决方式:补偿机制。即学生入学，自己掏一点，集体给筹一点；入学后学校通过奖学金、补助的方式退一部分，毕业的时候再补助一部分，算下来学生可能并没有花钱。他举了个残疾人的例子:入学时自己可能出了2千，入学后奖学金、补助等等冲抵了一部分，拿到毕业证之后残联等等又给补一些，算下来就没花钱。据悉，这样一种机制在其他的领域如计划生育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

　　中央电大党委书记、副校长于云秀透露，开展这一计划，中央电大在资源上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尤其在农村，实用技能培训方面从前做得很多。计划将充分利用面向农村中小学的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可以节省投入资金。在教材上也已特地针对农村情况制作了农村教材版，价格比其他教材降低了30%，从而大大减轻学生的负担。

　　基层推荐潜藏危机

　　最后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才是真正要害所在。在中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别非常大，往往政策到基层就走样；一番美意终被曲解、辜负的例子，在各行各业各种政策当中并不少见。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招生，除自愿报名外，基层推荐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在目前中国基层民主的状况下，如何保证这个推荐过程的严肃公正？如何保证“计划”不成为某些拥有权力的人占政策便宜的温床？


　　学校对入学这一环自然会把得比较紧，因为学员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知识水平，即使是实用技术的教学也很难进行。中央电大党委书记、副校长于云秀表示，电大的方式比较灵活，生源将以自愿报名为主。课程将采取学一门注册一门的方法，学分累计。在正式开课之前，还将对选课者进行摸底，测验一下学生究竟有没有学习该课程的基础，没有基础的将适当补一些课。这样将最大限度地保证学员的质量。河北农大入学前也都要对学生做一个入学测验。

　　问题在于基层推荐。有人将这一举措与“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学员”制度相比。1972年，“文革”后期，高校恢复招生，招生对象定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工农兵大学生们毕业后实行“社来社去”的分配原则，一律回原推荐地工作。这一制度的初衷在于，培养工农兵群体中能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人才。

　　对比一下即可发现，“一村一个大学生”计划与当年的“工农兵学员”制度何其相似！制度初衷、招生对象、学生来源、分配去向，两者之间无不如遗传一般惟妙惟肖。历史的事实是，“工农兵学员制度”推荐与审批程序中的主观任意色彩、某些不可控因素、“学校复审”的形同虚设，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后来名声不佳的原因之一，并使得这一制度最终不得不废止。


　　另一个对比的例子是两汉时期的察举制。西汉时期的人才由“乡举里选”产生，经地方长官确认并定期向朝庭荐举。所荐举的人才分为贤良方正、孝廉秀才、博士弟子三科。第三科即是进入太学继续深造的对象。这一制度在西汉尚能正常发挥作用，而进入东汉，地方豪强势力滋生，察举制度也随之迅速变质成为豪强势力随意操纵为己谋名利的工具。

　　目前中国的社会状态固然已与“文革”期间截然不同，农村基层权力状况也与东汉不能相比。但“基层推荐”的办法几乎没有预设客观标准，这为“人治”埋下了太多的机会。“一村一名大学生”毕竟包含着国家承认高等教育学历的优惠和“诱惑”，当前的中国，学历所意味的东西实在太多，这不得不让人为推荐制度的名节捏一把汗。


　　村庄的理想与现实

　　与此同时，“计划”还明确了，要培养的大学生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河北农大的做法是，在技术课程之外，所有学生都要学习经济管理、市场营销、计算机技术和法律知识的课程。据本文开头提到的人民日报文章报道，河北农大第一批学生学得都很不错。教育部的“计划”则是在技术课程之外，同时提供信息技术应用、经营管理、法律法规等模块化课程，以满足不同人员、不同地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按照上述计划培养出来的，应该既是农村致富带头人，又能担当农村基层干部的人才。不过问题在于:“计划”对他们的殷切期望是否会被辜负。可不可能，学生毕业回去之后只忙着自己发财致富，而将自己对村庄的使命抛在脑后？甚至干脆跟其他大学生一样，“跳龙门”跳走？

　　虽然从报道看，河北农大第一届农民学员的精神风貌都比较令人满意，但经历过大学校园生活的人都会有切身体会:大学期间，学习生活自由，思想变动十分剧烈，人生理想、价值观十分容易发生激变。在他们入学之前，河北农大与各县（市、区）签定了协议，以确保学生毕业后回当地工作。但协议不是铁锁，学生们都还没有毕业，谁也不知道他们明天的心态如何，谁也不知道这一纸协议是否会在他们迈出校门那一瞬间同时被踩过去。

　　电大为这些农村大学生量身定制的特别政策是:不转户口、就地学习、自主学习、累计学分，希望从一开始就将他们固定在农村，为农村培养留得下的人才。这与将他们招收进入另一个新环境相比，在心理上所产生的作用显然大不相同。但谁也不能保证这个“特别政策”的效果是积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是扩大自身发展领域的机会，更给了一个人渴望飞得更高的梦想。让这些社会花大代价培养出来的农村发展带头人留守乡土，固然可以通过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加以保证，比如吴启迪提到的:“……一村一个大学生……我们希望这个人是成为农村最基层的干部。”但是当村庄的寥落与外面世界的繁华对比，刺痒了人心的时候，也许情况会变成百姓们一句口头语那般无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汉子们要离乡背井，剥落身上沉重的村庄烙印，重演“跳龙门”远走高飞。如是，则“一村一个大学生计划”依然会只是一个浪漫而悲凉的计划。靠政策留人，不如靠发展留人。当农村成为拥有巨大发展前景和发展机会的地方，才会有大学生愿意留在农村留在家乡。

　　建国以来的各种政策，向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事前谁都无法准确预知结果如何，本文同样不可能给出答案。我们只能在发问的同时紧抱着美好的希望。但愿以上只是笔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大学生”的无聊想象。